汪氏意图夺占关中，意图割据，让赵昺有些手忙脚乱，却也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蒙元的覆灭，会引发一系列的混乱。他原本的对策是坐山观虎斗，任盘踞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诸势力争斗。待中原稳定，蒙元各方旧势力斗的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完成统一。
现在汪氏的突变可以说让赵昺的计划出现了变数。而说不意外，因为从历史规律上来看，王朝的更替，旧有的统治秩序的崩溃，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统一局面也迅速解体，从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当然这种局面的产生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笔，过去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集体爆发出来。现下蒙元政权出现崩溃的迹象，也是因为内部问题长期积郁得不到解决，又逢大宋北伐的胜利，兵临都城之下，遭遇灭国之危的契机，各种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体。
赵昺以为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现了严重问题。蒙古的权力继承初期实行‘幼子继承’和‘库里台大会’并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后政治上的混乱。
成吉思汗将汗位传给了窝阔台导致幼子继承制被打破，引发了后世子孙对汗位不择手段的争夺；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胜出后，引入汉法，欲采用嫡长继承制，又引发了内部的混乱；在其死后真金继位，但在内外压迫下没干几年就一命呜呼，其临终又打破嫡长刚刚实施的嫡长制，传位给幼子铁穆耳。
这些导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而中央政权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当权者年年生变，地方藩王豪强拥兵自立，中央权威几乎不存。且地方旧有权力分配不当的隐患也随之暴露无遗。
蒙元地方行省强的时候可以对抗中央，弱的时候无力镇压内部起义。加上达鲁花赤制度和札鲁忽赤制度，严重影响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强如盐商、宗族、匪帮等等割据自立，也形成当下地方割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其次蒙元经济政策的缺陷导致了财政崩溃，进而影响到了汗位的稳定，使得草原势力与中央政权间的离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赐赉制度’可谓是罪魁祸首。
当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战四方劫掠的财物和占据税收极大部分的税赋也输送到此。忽必烈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后，库里台大会的主要王公们在留守草原，为了拉拢这些王公贵族，每逢登极、亲政、万寿、徽号、配享、升祔、册立、军功、婚丧等等，不管是哪种名目之下都是要给这些王宫贵胄赏赐。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时期往往都有雪灾、旱灾，为了保持龙兴之地的稳定，元朝几乎每年都要赈济留守族民，保证他们相对富裕的生活。如此极大的加重了朝廷财政负担，而随着江南这个大钱包的丢失，元廷再无力供养草原们的权贵，赈济族民。吃滑了嘴的人们，突然被断了奶，加剧了本就已生的嫌隙，当然对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满，也不愿再效忠。
此外就是信仰上的混乱加剧了思想上的分裂。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萨满教长生天，铁木真时期全真道长丘处机七十四岁高龄远赴西域劝说止杀为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盛时期。
乃真后信奉佛教，随后引发佛道辩经，得胜的佛教成为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并焚烧道教经典。而后佛教引发红黄教争，又将高层牵扯进教派冲突当中。思想极其的混乱，使得汗位争斗往往牵扯上教派争斗。
大量中亚和阿拉伯人又带进来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都大量传播，教派管理却是一片混乱。元朝中央一直犹犹豫豫，时而给与合法地位甚至封赏，时而坚决打压消灭。特别是儒家也被元朝政府视为宗教，管理模式参考佛教。孔子的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为采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选官制度，官员大多数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难有所觉悟。汉地所有的天下为公一类思想在官员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力，间接造成官员素质的下降。而儒家致仕之途断开，大量人才囤积在地方豪强当中，又间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势力做大等诸多弊端。
所以赵昺以为当下蒙元在面临灭国之危，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朝廷与地方的离心力滋长，本就势衰的中央集权再度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也随之突出出来，而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凸显，从而使蒙元呈现出分裂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的版图恰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
所以在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导致中国历史上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向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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