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后，宋廷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臣让位于武将，而驰骋抗金战场的将相皆为北方人。渡江后将帅，韩世忠绥德军人，曲端镇戎军人；吴玠、吴璘、郭浩德顺军人；张俊、刘錡秦州人；杨维忠、李显忠环州人；王渊阶州人，皆西北人。刘光世保大军人，杨存中代州人，赵密太原人，岳飞相州人，王彦怀州人，皆北人也。
不过，随着时间的延续，北方人在南方久驻，下一代的出生，南北歧视的现象也大为缓解。而后期，南北已然难以区分。但是这不等于歧视已经消失，新的矛盾和对立又重新显现。而到了江南沦陷，行朝迁往琼州，其中官员以江浙人最多。
那么当回迁临安时，赵昺的朝廷中江浙人占据了大半，如文天祥、应节严、马廷鸾、王英麟、江璆、刘黻及陈任翁兄弟等等皆是江西和浙江人，也就让人难免会产生江浙人把持朝政，在官场上排挤其他地区的士人的感觉，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当初你们不肯勤王伴驾呢！
不过作为现代人的赵昺清楚地域歧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在近现代同样存在。统一时代地域矛盾就很大，分裂割据时代的地域矛盾更是很大。大的地域矛盾里还夹杂小的地域矛盾。而构成地域矛盾或者地域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和历史等多种原因。
从经济来讲，中国在唐朝以前，北方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地位，两宋时代北方经济被南方最终超过，中国经济的重心难移完成了。从此之后，南方经济成了国之命脉，南方经济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了整个国家经济的走向。南方经济每年都有大量的盈余，而北方或者偏远内陆省份的经济情况是比较差的，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中央必然会进行合理的调配，而这会损害一些南方的利益，同时也滋长了一些受援省份的惰性。
从政治来讲，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定都所在都是北方，定都于南方的大一统者极少，近乎于零。在北方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北方经济和政治都是绝对的强势，南方尚未开化，自然也没什么大问题。自从南方经济超越北方成为全国主导后，南方对政治上仍然从属于北方内心是心有不甘的，虽然中央之高官显贵也不少是南方人，但是全国整体架构上，北方仍然是优势地位。而反过来，虽然北方政治架构占据优势，但北方人却难以掌握实权，这样南北方的矛盾又加剧了。
从文化来讲，历史上中国的文化主导是北方，但北方是战乱多发之地，文化的构造经历了多重的变革，而南方最开始并不是主导，主体文化是南下的北人和当地土着相结合而来的。宋朝南渡后，由于北方人口南迁，散布于江南各地，这样地区文化差异就显得越来越大。所以赵昺认为有时候在许多大事小情上的差异其实就是文化差异所致，而此次事件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宋代文风极盛，源于宋诸帝笃好文学，提倡学术，太祖“性好艺文”，太宗“锐意文史”。“右文”遂成为有宋一代的国策，恢儒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使儒学得以优先发展。而右文之策也让士人得以大批进入朝堂，从而诞生了士大夫阶层，形成以儒治国的局面。
赵昺十分清楚一旦形成阶级固化，便会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面，导致社会进步停滞，腐败丛生。而只有因势利导，进行变革，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清除弊政。宋因承唐末藩镇割据之弊，久久不能复汉唐之光昌，因此变法需要一直存在于宋，一些目光远大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倡导进行改制。
宋代前有庆历新政，后有熙宁变法，乾淳革新，但多以失败告终。赵昺以为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它们遭到了职业官僚集团的狙击，未及全面发动便归于失败。
所谓的中国传统职业官僚的形成，因为他们的升迁主要系于对下面两大条件的运用：常规化的行政作业程序和个人化的人事关系。不用说，这两项条件的圆熟运用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所以现状不变则构成其绝对的前提，以致任何体制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于追求个人名位。
具体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团是和祖宗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他们对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地抵制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仅无法改进，反而不断积累、放大，最终导致某个时代积弊局面的形成。
至于变革的失败潜在的原因就是变革者与守旧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实每一次变革背后都有着一套高远的理想。张子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句便是所有宋儒终生要到达之事；范仲淹首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式儒家正统的担当精神；王安石的祖宗之法不可守，代表的是儒家进取精神。
逮至南宋，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为精神领袖的理学集团发动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南渡后，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兴盛起来。朱子之学常与程颐并称为“程朱理学”，其学精神只是四字“内圣外王”。朱子辟佛老之根本原因在于其出世遗世而被儒家之担当精神。朱子为学虽受禅宗影响，但其根本精神未变，此担当精神更圆满地与内圣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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