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府衙距离镇南王府并不远，同在南北大街之上，以石板铺就的道路也十分宽敞和平坦，但是马绍觉得这条路是如此艰难，而心中更是充满苦涩，而自己却又非得走下去。昨日，他接受了张庭的献计，一边以行省的名义发布通告‘安民’，重金征募勇士，点集城中丁壮，征收粮食；一边前去镇南王府请脱欢‘出山’，主持守城大计。
马绍对于此行其实从心里来说是十分不情愿的，既有对时局的失望，也有对朝廷的不满。他作为经历过金蒙交替的北方汉人，起初也是希望能在政权更迭之际，实现每一个士人都有的安天下的愿望。在应诏出仕后，他即刻满怀激情的投入了重新构建新秩序的工作中，但很快便觉得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十分大的差距。
马绍作为一个在女真人统制的王朝下出生，又作为受到游牧民族文化影响和儒家文化教育的汉人，清楚历次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政权建立之后，都开始由劫掠改为统治，陆续将政治中心从原属地改为汉地。北魏迁都、辽定五京等都是为了达到统治汉地的目的而进行，高层中已不再是把汉地作为劫掠目标，而是实实在在作为自身的统治地区。
可是游牧民族政权首先都要面临一个问题——接不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多了，就会完全被汉文化并吞。接受的少了，就会国力衰弱且不得民心。在经历五胡乱华那些少数民族国家亡国教训之后，辽金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都采取两套制度，即所谓‘南北面官’，
也就是汉地汉人用汉法汉制，本族则用本族制。后期多取向统一为汉制，行政机构和法律典籍都陆续汉化，实行科举制度、任用汉人官员、学习汉字等等，渐渐开始由少数民族政权转化为汉民族政权。而让马绍遗憾的是蒙古人就完完全全抛弃这一套，终其一朝实行‘草原根本制’，蒙古人仍将政治中心设在和林，大都不过是政府所在地，从本心拒绝完全接受汉化。
如此一来就不免产生矛盾，蒙古人在草原实行牲畜抽分法，建立驿站，任命嫩突兀赤担当草原生产官员。每年大量将各地所得输送到草原，对留在草原的蒙古人实行补贴，遇灾则实行赈济。整个帝国都是为了向草原输血而存在，中央设立大量机构专门处理草原事物。
其中虽有些改变，仿照中原政权设立了政府部门和官职及相关制度，但投下制度、斡脱制度等蒙古旧制和达鲁花赤等蒙古旧官都大量保留，这在维系原有的大蒙古帝国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加强了对原帝国各处的统治力度，却对元朝统治地带起到消极作用。
草原本位的制度直接影响到元朝的施政方针，其始终只是将各个地方视为征服劫掠地区，而不是统治吸收地区。尤其是实行户等制，以资产划分居民等级以收赋税；又实行诸色户计按职业、信仰等划分若干种。还按人种划分成蒙古、色母、北人、南人四等。这种歧视制度使高层的蒙古诸王骄奢淫逸，拥兵自重。底层汉人生不如死，形同奴隶。
如此制度导致各族间社会流动几乎断绝，虽然以蒙古人为主导，但色目人可以充当副手。南北汉人却不行。原本汉人可以通过科举制度向上进取，可朝廷只是将将儒家当做宗教如佛道一般对待，孔子的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儒生地位实际上大大下降。他们被单独列籍造册，与和尚、道士一样要在专门地方居住生活，入学等同入教，甚至在一段时间还禁止世俗人成为儒生。
马绍和一些朝中大儒对此以为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还是蒙古人对于汉儒思想的不理解，并没有像其它朝代一样‘以儒为尊’。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萨满教长生天，铁木真时期全真道长丘处机七十四岁高龄远赴西域劝说止杀为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盛时期。
此后又有乃真后信奉佛教，随后引发佛道辩经，德胜的佛教成为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并焚烧道教经典。后来佛教内部有发生红黄教争，高层牵扯进教派冲突当中。结果就是思想极其混乱，政治争斗往往牵扯上教派争斗。而随着蒙古西征和丝绸之路的重新打开，大量中亚和阿拉伯人又带进来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都大量传播。
如此虽然形成了百教齐聚的盛景，可因为教派管理的却依然是一片混乱，导致思想的混乱。在官员选拔上实行官吏互通、怯薛入朝政策，蒙古人和色目人充当却薛军，可以依靠皇帝信赖协助处理朝政而进入中央官员任命名单。底层的吏员地位和官员平等，熟悉公务之后可以调任官员，吏员上升空间加大。
前者依靠血缘和裙带关系，后者以考试务处理经验累积，这都是儒生不具备的优势。使得官员大多数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难有所觉悟。汉地所秉承的天下为公思想的官员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力，间接造成官员素质的下降。
在开国后虽然开科取士的呼声很高，却没有执行一次，士人只能通过引荐才能入仕，几乎完全阻断了他们晋身的渠道，少数以补吏和任教官入仕的也仅仅停留在底层。马绍十分明白待开国时期占据文臣地位的汉人死光和致仕之后，朝廷中便难有汉人官员参与其中。而儒家致仕之途断开，大量人才囤积在地方豪强当中，间接造成人才流失，却会使地方势力做大，与朝廷分庭抗礼等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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