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争论又起,主持此事的陆秀夫不免忧心重重。他清楚大宋皇子行冠礼其实始于真宗时期,但并非是所有皇子都有这个福气;徽宗是冠礼复苏的主要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可南渡之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仅在理宗朝对皇子行冠礼,所以皇家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而非受礼法所制。
如此问题就来了,小皇帝主动提出要行冠礼,一者是其要遵从礼制,以免落人于柄,留污名于青史。但这么多年来,小皇帝行事又何曾谨遵过礼法,祖宗留下的那点儿东西都跟破抹布似的,用得着就抖搂出来,没有用了便弃置一旁。且其最不喜繁琐的礼仪之事,能省事就省事了。
若是这么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那么小皇帝要求行冠礼就是故意捣乱,也就是为了第二个缘由——其不想大婚。陆秀夫知道小皇帝曾言‘鞑虏不除,不谋家事’,这其中亦就包括大婚之事。且他知道其对此次立后之事并不满意,若非太后一味坚持,其又孝顺,只怕早就翻脸了。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小皇帝行事,若遭到众人反对时,却又无力反抗时,就会故意搞事,弄得大家左右失策,最后还得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当下其要行冠礼估计就想到其中会有争执,且古制是二十而冠,那么他就又有理由拒绝行冠礼,而推迟大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也就成功脱身了。
陆秀夫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而问题是太后这次也是铁了心的要陛下大婚,其原因自不必多言,且已不让其亲政相胁,逼其就范。可前时应节严和刘黻奉太后之命前往集宁寺,亦想以此为由说服小皇帝,却不仅未能吓唬住其,反而被其一番弃国而走的言论吓了一跳,好生安抚,又以大义相劝才打消其这个念头儿,算是勉强应了。
当小皇帝回宫后,也是表现的极为恭顺,依照太后及大家的要求立吴氏为后,并安排了妃位。接着又开始变卖内藏库的物品筹措资金,以备婚事之用,还主动过问婚礼筹备之事。大家都为其已经转了性子而高兴的时候,陛下突然抓住了婚礼安排上的漏洞,发起了反击,而这个理由却足以能说服太后,其也不能违礼行事啊!
陆秀夫想清楚其中因果,不禁长叹一声,这太后与小皇帝娘儿俩较劲,却殃及了群臣,让他们是左右为难,上下不得。不过凭心而论,他还是希望小皇帝尽快亲政,当然这不止是因为其以自己为首相多年未动其位而心生感激,同时也是为国着想。
回望自小皇帝于先帝陵前继位之时,行朝屡战屡败,不得不避于海上。而陈宜中的出走更是再度削弱了行朝的实力,彼时张世杰以枢密使身份总领军政,众文臣或是依附,或是敢怒不敢言,说朝廷命悬一线并不为过。其这时力挽狂澜,大厦将倾之时,连败蒙元大军,才获得了喘息之机。
接着行朝琼州,小皇帝凭借自己的才智和魄力,不仅成功收回了权力,还解决了行朝中的诸多积弊,率领军民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其文治武功,不仅陆秀夫不得不叹服,满朝文武又有几人不敬服,可以说小皇帝的智谋和能力不输太祖,比之前朝历任皇帝强之数倍。
而当前小皇帝离朝‘休养’,太后临朝听政,朝中上下虽也运行平稳,并未出现什么乱子。但是陆秀夫明白,这不是太后有治国之才,恰恰是小皇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且其并未远离京师,仍暗中左右着朝政,使宵小不敢乱动。
可要是因为大婚之事,使得小皇帝迟迟不能还朝亲政,陆秀夫不敢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效忠陛下的军队会不会因此发动‘兵谏’,清君侧、拥小皇帝亲政。想得明白后,他觉得无论是为民为国,自己这个首相此刻都要站出来,即便触怒小皇帝也要促成此事,其这个婚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于是在集议上,陆秀夫说话了。他称旧制不可守,礼法也要应时而变。当年司马光正是顺应了时变修订了《仪礼·士冠礼》,对程序加以简化和变通,使之易于为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掌握,从而能够推行天下。而朱熹所着的《朱子家礼》,不过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只是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已,此外并无创新。
因此陆秀夫以为皇帝的冠礼应参照司马光的《仪礼·士冠礼》行之,且陛下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乱世,不必过分拘泥与旧制,而应顺应时事,尽快让小皇帝亲政,总领军政才是正理。其意思反正也就是说特事特办,国民乃是一切之本,国亡民散,什么礼节都是无用,眼下就是‘非礼’也要让其尽快亲政。
大家听了觉得陆秀夫的话不无道理,当下什么事情最重要?恢复中原,驱逐鞑虏才是重点,而为达成目标礼法也要为此事让路。而当年司马光重新修撰礼仪,也正是痛感于当时佛教盛行,对儒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这次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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