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堂议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纷纷送到了赵昺的案前，当他看到姚良臣和魏天中两人在认定自己已经重病不起，甚至已经‘驾崩’的情况下，依然不敢前来面见，让他大有一种虎死雄风在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勇气’感到好笑。但他也明白这是时代造就的他们成为了一个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这种遗风仍然影响着后世，那就网络上层出不穷的键盘侠们。
赵昺初来这个时代时对士大夫阶层其实是十分忌惮的，可渐渐的他发现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奥妙。因为他们除了文字上的优势之外，在实际行为能力能量方面确实是最束手无策的边缘人懦夫，而权力的完全丧失决定了他们只是在文学中表演一下漂亮姿态而已。因为除了在口头上爱国之外，士人集团并不具备自由独立的行事能力，甚至参政的权利。
此外古代的社会制度导致英雄气短是他们注定的命运，在封建专制社会几乎断绝了任何一个有雄心壮志为国家做事情者的任何具体路径，除了依赖国家政权，你再热爱祖国和再有雄谋大略，你也不敢、不能有所作为。除了这个国家给你的资格和路径，你没有自己和民间社会的独立爱国权利。由无数或者所有类似丧失了爱国实际权利和爱国能力的散漫的民众，是无法自动组织有效的民间社会力量去面对国家的危机的。
因为他们没有在民间独立组织任何社会力量的权利和能量，自己既手无缚鸡之力，也不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组织力，更甚者被禁止去组织同道一起去自发保家卫国改变社会的权利。又更甚者所有人都是各行其是一盘散沙，不愿合作，大难临头各自飞，而国家又偏偏就不理睬你，断绝你的任何报国希望。注定孤独无力激热的‘英雄们’宜乎英雄气短，沉郁顿挫。除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举大白，听金缕，还可以做什么呢？
若是动用武力去对付这些士人，不仅有违祖制，也实在有点儿丢脸。因而赵昺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以赵昺的理解孙子所说的战，其实可以引申为人世间一切存在竞争的领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竞争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效果。
当前的形势虽然不见刀光血影，赵昺却以为可以称得上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而即便在战争中真正的高手也并不是一定要通过兵戎相见才能够分出胜负。他们早就通过战前一系列谋篇布势，造成了必然胜利的态势。通过这种态势的展示，使得对手彻底丧失了对抗的勇气和信心，从而达到不用“战”而“屈”人的效果。
不过在众人看来，赵昺只是在报纸上攻击赵孟启，对始作俑者似乎毫无作为，不仅没有对他们施压，也未试图阻止事件的进一步发酵，使己方陷入被动之中。但他以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谋略的本能境界，就是谋无常形、因敌制胜，如此才能达到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出神入化、鬼神莫测的境界。
所以说赵昺觉得作为一个谋划大局者应该能够根据时间、地点、对象和周围条件及环境的不同，能下意识地正确运用各种谋略那才是用谋的新境界。而历史上确实有许多智者能够知己知彼，料事如神的谋略家，他们往往在事件的萌芽状态就能够通过事件的端倪推测出事物未来发展的走势，并且能够及时做好应对的准备。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及时出现并且以正确的行动来争取到自己需要的胜利。
赵昺想过自己这么多年能够逢凶化吉，除了有了几位师傅的倾心辅佐，麾下军将忠心不二外，还有就是自己有一支无孔不入的情报队伍。因为知己知彼是谋略自身所包含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无法了解自己，无法料知对手，就无法产生正确的谋略。盲目的判断，错误的估算，只能让人误入其途。所以，谋略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全面把握敌我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正确的、符合事物发展的策略，并将其转化为行动。
经过近一段时间的调查，赵昺对事件的基本脉络和他们的目的及参与的人员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仍有疑问。要知道躲在幕后的陈宜中和已经暴露出来的姚良臣、魏天中都不是什么平常之人，陈宜中是统管军政的前宰相；姚良臣也短暂的做过副相，现任的户部尚书，要知道户部可是除吏部之外权力最大的部门，即便权力日益膨胀的兵部也得屈居其后；魏天中则是自行朝便担任工部尚书，同样是要害部门的首脑。
三个官场老油条不会不明白在没有武力和朝臣的支持下，欲将如日中天的皇帝搞下台，扶植一个无权无势、又没真材实料的破落郡王上位岂是易事。以赵昺所知，朝廷在几经整治和换血后，能为他们所用的除了户部和工部的部分人员外，还有些陈宜中的门生故旧，不过他们的态度并不明朗，有的人摇摆不定，甚至有的人秘密向自己举报。由此可见朝中能为三人所用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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